基于第二期“全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指數調查”中的706個合作社樣本,采用OLS和Tobit方法分析了合作社經營績效對其精準扶貧參與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表明:合作社經營績效與精準扶貧參與之間存在顯著...
基于金融市場進入受限視角,分析農民獲得農業保險補貼時的最優行為選擇,并通過數理推導,證明了農業保險會對農民的生產決策產生影響,但并沒有改變其風險偏好。研究發現:由于受有限理性、市場摩擦和市場失靈等因素...
基于博弈論,分析對比不同博弈模型下,在實然層面,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參與轉基因農產品利益博弈已經做出的理性策略選擇,以及進而締結的國際條約;在應然層面,探索國家之間如何進行深度、多次的合作型博弈,更好地...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國家與社會良性協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鄉村治理中的具體實踐。在政府主導、村莊主體、民眾參與的“三位一體”聯合共治結構中,國家權威與社會權威聯合機制、政府公開與社會監督機...
作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確定的基本治理單元,村民小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產、社會四個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發揮社會治理功能。在運作機制上,村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會和群眾路線維系。當前,行政村權力運作的行...
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13和2015年兩期調查數據,構建收入—資產指數識別了中國農戶的生計策略及其跨期動態轉型,并從生計階梯的視角闡釋了生計轉型對貧困治理的意義。研究發現:(1...
2020年后農村減貧的戰略重心由絕對貧困轉向相對貧困,如何精準識別農村相對貧困發生的根源,緩解農村相對貧困問題,成為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因素。運用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與中國社會綜合調查數據研究發...
選擇2010—2018年投資非上市金融企業的中國上市公司數據,通過構建SFA模型實證分析了實體企業產融結合與創新效率的關系,并重點考察了高管團隊特征的調節效應。結果發現:實體企業產融結合可顯著提升營收...
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是我國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來源。分析農業技術進步和勞動力轉移對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的影響,得到以下結論:一是我國區域間農民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除非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能以更快速度增長,否則...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CFPS),通過構建貧困脆弱性測量模型和Manski社會互動效應模型實證研究鄰里效應對農民貧困脆弱性的影響。研究發現:整體上我國農村地區貧困脆弱性處于較...